三十年前，我是随着父亲的雄心壮志，来到这片荒凉、人烟稀少、生产生活极为落后的大草原上。那时的我只有八岁。 
　　初到草原的那天夜里的第一顿饭，就是在知青房旁边的食堂里吃的，在昏暗的煤油灯，金光灿灿的玉米面饼子在向饥肠漉漉的我招手。这对吃惯细粮的我来说，具有非凡的诱惑力。可吃在嘴里，满不是那么回事，由于这里的水碱性大，面子未发好，吃在嘴里象锯末子似的哽在喉咙里难以下咽。我勉强噎了小半拉子。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一直都在跟这种食物打交道。 
　　接下来的日子，母亲每年都要回一次老家，到稍微富足的亲戚家里拿粮食。每次回来大包小袋的挂满全身，把人都挤没了。带回来的东西不是花花绿绿的衣裳，而是让孩子们久违了的大米、白面。真的难以想象，二百多斤重的粮食，母亲是怎么背回来的？六百多里地，上了汽车、下了火车，徒步几里地到客运站，才能坐上回家的客车。 
　　记得刚到草原生活的那一年，母亲心痛这些吃惯细粮的孩子们，从娘家带回来了大米，白面。蒸了一大锅米饭，爸爸请了几个要好的朋友和邻居来家吃饭。那时的我，围着锅台看妈妈做饭，心里洋溢着快乐。我想，那时的米饭也会忍不住跑到我的胃里看看到底能装得下多少的。终于盼到客人都走了，莫说米饭，连锅巴都分给邻居家的孩子吃了。那一夜，我不听母亲的劝说，拒绝吃大饼子，我是咽着泪水果腹睡着的。 
　　生产队每次杀猪卖肉，小贩卖鱼，母亲都和同来的姐妹排了队去买，为我们解馋。因而得到坐地户妇女的一句评语：不会过日子，太馋！其实，这样的日子也是极少的。而最让我回味无穷的是，初来草原的冬天，爸爸偷偷的从山杏柯子上摘了杨剌罐（树狗子的幼虫），剥出里面的黄胖子，放进烧热的铁锅里一烫，烹得又香有酥。长大后才知道是什么东西，说什么也不敢再吃了。那毕竟是另人讨厌的毛毛虫，甚至做梦都梦见吃在肚里的杨剌罐变成毛毛虫，在肚里乱爬作祟。每每惊吓而醒。 
　　小的时候，总是盼着生病。每到生病的时候，母亲就会买水果罐头。那个时候水果很少，特别是冬季。有一次发高烧，迷糊当中，母亲给我买了一瓶山楂罐头，红红的、粘稠的罐头汤顺着舌尖滑到口腔里，酸酸的、甜甜的，好不惬意。那个时候感觉真好，有病该多好啊，即能吃到好吃的东西，也能充分享受母爱。夏季还好些，我们这些孩子每年到六月一日左右，到草原上去采摘山杏，去掉苦涩还没成硬壳的杏仁，空嘴吃，直酸到“牙倒了”，咬不东西为止。剩下的母亲就用小盆装了，加上水和白糖，放到锅里蒸，熟了以后，吃起来可以跟罐头相媲美。冬天里，在草原上是吃不到新鲜青菜的，最多是春节的时候能吃上速冻的青菜。而大多是咸菜，大葱蘸大酱。在有就是，秋季菜园里吃不了的菜，除了淹制咸菜，就是晒成干菜。豆角丝、茄子片、黄瓜片、倭瓜片……这些干菜也是等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才能吃到嘴里。 
　　如今，草原的生活越来越好了，靠奶牛发家的人越来越多了，部分居民住上了楼房，开始享受城里人一样的生活了。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的蔬菜，和各式各样的水果，每天的日子跟过年一样。甚至还要吃些粗粮和野菜来调剂胃口。草原人也开始讲究吃喝穿戴了，也讲究文化品位了。对我来说，吃“背粮”的日子成了脑海里久远的记忆了、也是母亲对子女爱的记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