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是我一直的梦想，上大学也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一个重要机遇。而我上大学的不平凡经历，一直是我学习工作奋进的动力，因为它真的来之不易。 
    1976年6月，工农兵大学招生的通知下来了。我当时是六营五十八连副连长，特别想报名上大学，但由于前两年六营的几个知青副连长、副指导员都是以因为工作需要的原因，最终没能上成大学。我也担心会因工作需要不能上学，继续留下屯垦戍边。 
    为了稳妥起见，我首先征求了主管知青工作的周秀子副指导员的意见。周副指导员对我讲，你也是知青，也可以报名上学。就这样，我向连队正式写了上学申请。 
    按照上面分配的名额，我们五十八连只有一个上大学的名额。要求连队上报两个上学人选。一个是正式人选，一个是预备人选。由于我是北京知青，又是副连长，身强力壮，工作特别卖力气，重活累活都抢着干，在连队人际关系处得也不错，因此，在群众推荐上学人选时，全连十四个小单位，我得到十二票正式人选票，二票预备人选票。温州知青潘世昌，本地知青、六营教导员刘焕高的儿子刘树海副指导员，分别各得一票正式人选票、六票预备人选票。 
    经连队党支部讨论，我理所当然地作为正式人选，刘树海副指导员作为预备人选，上报营里。 
    过了一段时间，营里通知我到团部医院参加体检。体检合格后，我又比较慎重，直接到邵永林营长家，向邵营长报告了我申请上学和体检合格的情况。实际上，我是想探探邵营长对我上学问题的口气，看看营里会不会卡我。 
    邵营长亲切的询问了我的年龄和家庭情况，鼓励我不管在哪都要努力学习。 
    以后就是等待。但没过多久，却从营里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说我上学的名额换人了，原因是有人反映我有生活作风问题。 
    我一听如五雷轰顶。这是搞的什么阴谋诡计，不让我上学也就罢了，怎么还往我头上栽脏呢？不行！绝对不行！我要向上反映，要揭露他们的行为。 
    当晚，我从连队保管员李世亭那儿找来纸笔，写了一篇大字报。一共三张纸，标题是“要搞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因当时全国上下正在学习毛主席关于“三要三不要”的最高指示：“要马克思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 
    在大字报中，对营里取消我上学资格的做法进行了控告。 
    大字报落款上清清楚楚地写上：北京知青、六营五十八连副连长、共产党员刘加玲。 
    第二天一早五点多钟，我就借了一辆自行车，带着大字报，从食堂拿了一碗大米粥，赶到六营营部。时间正好六点钟。我选择营部大门口特别明显的位置，几下就把大字报糊在墙上。之后，骑车返回五十八连，继续上班去了。 
    待到中午时候，营里有人打来电话说，张副营长让把大字报撕掉。我对打电话的人讲：“请告诉张营长，他要敢撕一张，我就再贴十张”。  
    后来，听说团里领导知道了，让把大字报内容抄下来，上报团部。 
    在写大字报的第二天，我无意间从《兵团战士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中央有个知青慰问团到三师进行慰问。我一不做二不休，当即把我上学遇到的情况写了一封信，决定继续向师领导反映。 
    同宿舍的北京知青朱金柱说：“你反映也是白反映，那是教导员的儿子，估计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而我是铁了心，一根筋，坚决找下去，不撞南墙不回头。我当时想，即使上不了大学，我也无愧于自己，因为我也尽力了，谁让胳膊拧不过大腿呢！最多我这个副连长不当了。如果真是那样，我就要求调到最边远、最艰苦的连队去。反正我年轻力壮，到哪儿都是干活，别人能干的我也能干。 
    于是，向周指导员请了一天假，借了一辆自行车，第二天五点多钟我就出发，奔向三师师部。100来里的路程，我骑了近四个小时才赶到兴隆。到了师部，我急忙找到北京知青罗敏，他是师部青年干事。我把情况和写的上告信一并给罗敏看了。 
    罗敏告诉我：“中央知青慰问团早就走了。你反映的内容属于上学招生的问题，还是应该找十八团，团教育股负责处理这些问题。” 
    当即在罗敏办公室，我用了两个多小时，又把上告信抄了一份。一份留给罗敏，请他替我向师领导反映。 
    这样，我午饭也没吃，喝了几口水，又心急火燎地骑上自行车，用了近两个小时，赶到十八团团部，直接找到团教育股，教育股的两个同志接待了我。 
    我把上告内容向他们作了汇报。他们看了我的上告信，感到很为难，说你这是告教导员，我们管不了，你回去吧。 
    我一听，就跟他们拍桌子嚷起来了。告诉他们，我这封信你们必须得交给团领导，否则我对你们不客气。 
    之后，我骑车返回五十八连。那一天我实在是太累了，整整骑车跑了100多公里，而且那个自行车还只有一支脚蹬子。回到连队后，因怕别人反映我为自己上学的事不安心工作，当晚又拖着疲惫的身体随三排去上夜班了。 
    贴完大字报，又上交了上告信。第三天，我又拨通了十八团团长平洪发家的电话。平团长夫人接的电话，告诉团长出差过几天才回来。之后，我又拨通了团参谋长的电话，我在电话里简要反映了我上学遇到的问题。参谋长讲，你反映的问题团领导已经知道了，具体由崔政委负责处理。我说，我不认识崔政委，只认识参谋长，您经常到我们连检查指导工作，您一定要替我们主持公道。 
    参谋长在电话里安慰我，不要急，要安心工作。我向参谋长表示，请首长放心，我一定会正确对待。 
    第四天上午，我听到消息说，团里派调查组来调查我写信反映的情况。来调查的是十八团组织股股长胡成真，和六营副教导员邢宝存。他们先后找了十七八个人谈话，了解核实有关情况。 
    因我在五十八连人际关系不错，大家又都很同情我，几乎调查组每谈一个人，谈话人都向我讲了谈话情况，都为我受到不公正的对待鸣不平。 
    调查组在与我谈话时，我又如实向他们把上学推荐的事作了汇报，希望他们能主持公道。 
    调查组临走时对我讲，让我正确对待这个问题，并让我放心，他们会如实向团党委汇报。 
    又过了一个星期左右，终于有了新消息。营教育组杨干事电话通知，五十八连上学的名额又变成我的名字了，让我到营里填写入学登记表。 
    我急忙向周指导员请假，一路小跑赶到六营，见到了杨干事。杨干事拿出一份中专入学登记表给了我，说分配你上的学校是华中工学院机械制造专业，应该填写大专院校的表，现在大专院校的表没有了，你就填个中专的表吧，我们再给你加上几页纸，改造成一个大专院校的表。我说填什么表都没关系，只要能上学就行。 
    之后，杨干事又跟我要照片，我说没有照片。杨干事说，那你赶紧到营部照相馆照一张。我跑到营部照相馆，找到温州知青小邵，说明来意。 
    小邵说：“别着急，我马上给你拍照，几分钟就好。”同时小邵还表示，“刘连长，你的大字报我们都看到了，你上学的遭遇我们都很同情，我们都支持你。” 
    很快，小邵就从显影液中捞出了冲印的照片，没等干透就把照片交给我。我很快找到杨干事，把照片贴在入学登记表上。 
    之后，我就返回连队，一边工作，一边等待消息。 
    7月底的一天晚饭后，我正在宿舍里休息，突然有人告诉我，赶快到连部接电话。我急忙来到连部，拿起电话，只听电话里传来一个清晰的男中音：“你是刘加玲同志吗？我是北京大学来黑龙江兵团招生的老师，请你明天到三师师部招待所来一下，我们当面谈谈好吗？”我立即回答：“没问题，谢谢您！” 
    放下电话，我马上到老乡家借了一辆自行车。第二天五点多动身，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骑行，赶到师部招待所。按照电话告诉的地址，来到招待所106房间。只见门上贴了一张字条：“请来找李老师的同志稍等片刻即回”。 
    在门口约等了十分钟，只见楼道里走来一中年男子，身穿灰色制服，戴着眼镜，有些文质彬彬。我主动迎上去说：“您是李老师吗？您好！”对方说：“是啊！你是？”我赶紧通报了姓名、职务，李老师热情地把我迎进屋里，马上说：“把票给我，我给你签个字。” 
    我一下懵了，忙问：“什么票啊？” 
    李老师说：“汽车票啊！你回去好报销啊！” 
    当李老师听我说是骑自行车来时，感到十分惊讶。我马上解释，我年轻，身体好，100来里路，骑三个多小时就到了。李老师露出了很钦佩的笑容，连说：“你这个小青年还真行。” 
    李老师告诉我，他是清华大学的老师，和北京大学的一个老师一同到黑龙江兵团招生。北大的老师到萝北去招生了，三师的北大招生由他来代替。 
    李老师对我讲：“我们从报名的学生档案中，看到你的材料还不错，想招你去北大地球物理系地震专业学习。地震专业比较艰苦，有时候发生地震要考察地震现场，还会发生危险，怎么样？能不能学这个专业？” 
    我马上表示：“我是一个青年党员，越是危险的时候越是冲在前，哪有怕的道理。”我又结合自己上学所遇到的情况，向李老师讲述了对当时学习毛主席关于“三要三不要”最高指示的理解。最后李老师告诉我，今天只是初次面谈，关于录取与否，你还要做好两种思想准备。 
    我马上表示，请李老师放心，一切服从组织安排，做到“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如果上了大学，自己一定珍惜机会努力学习，如果上不了，继续努力工作。 
    谈完话后，我在师部一个小饭馆吃了两个馒头，一盘麻婆豆腐，就高高兴兴地骑车返回连队。之后，一直在连队一边干活一边等待入学通知。 
    9月份，毛主席病逝。10月份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全国政治发生巨大变化，入学通知一点儿也没影。我心里想，可能要吹了吧，还是踏踏实实地干好本职工作吧，一切照常，带领大家收割、打场、脱粒、扛麻袋。 
    转眼到了年底。能不能上学，心里一直没底，反正两年一次探亲假还没休，干脆回北京休假，打听一下消息再说。于是，我费了很大劲儿请下探亲假回到北京。 
    刚过元旦，我们连的北京知青成月琴正好在北大数学力学系上学，是九五级工农兵大学生，她告诉我，入学通知书学校已经发出去了。我一听到消息，立即买车票往黑龙江返。 
    元月7日，到了福利屯。在等长途汽车时，正好碰上六营通讯员吕维峰（现任黑龙江省副省长）。一见面，吕维峰就说：“刘连长，我那儿有你的入学通知书，是北京大学发来的，北京大学就是了不起，信封都比别的学校大。回去到我那儿去取。” 
    我说：“太感谢你了！” 
    回到连队，我就有点迫不及待地想早点看到这梦寐以求的“入学通知书”，但没人帮我去取。正好，元月10日，营里组织看电影《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看完电影后，我跑到营部教育组杨干事那里，杨干事把很大的一个信封交给了我。打开一看，真是北京大学入学通知书，通知我1977年2月25日到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地球物理专业报到。 
    望着眼前的一切，顿时感到心花怒放。我的努力、我的奋争，终于有了结果。 
    在从营里回五十八连的路上，我又小心翼翼地把“入学通知书”看了好几遍。心里暗下决心，这张“入学通知书”来之不易啊，一定要珍惜，到了学校一定要努力学习，争取多学点知识，哪怕毕业后再回黑龙江十八团也值啊。同时，也下决心，在临离开五十八连前一定要好好表现，认真工作，不能出现纰漏，免得再节外生枝。 
    转眼就到了元月下旬。我想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赶紧把户口、粮油和组织关系办妥了吧，到时候走的也方便。于是我抽空到营里，找管户籍的杨干事办户口关系。杨干事帮我办了户口迁移手续和组织关系转移手续。并告诉我，党员的组织关系要到师部组织科办手续，然后再到兵团政治部组织处开介绍信才成。 
    第二天，我请假坐车到师部办理了三师的组织关系手续。办完手续已经是下午了，如果要回连队得先坐车到团部友谊，第二天才能再坐车返回六营，再走回五十八连。这时我想，反正当天也回不去了，不如走路先去兴隆山七营六十七连，那里也有不少北京知青，跟他们聚一聚，打个招呼。于是迈开双退，往七营六十七连赶。 
    哪知道，赶到六十七连天已渐黑了。一打听，北京知青都返城了，一个不剩。举目无亲，无奈，我只好继续前行。翻过兴隆山，穿过六十九连，一路小跑，进入六营五十九连鲜族屯的地域，这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我又累又乏，摸黑敲开了一户朝鲜族人家的门，用我仅会的几句朝鲜语（木尔依嗦，木尔马西哟），要了点水喝，又继续上路。 
    为争取早点返回连队，我选择走七星河的冰面，冰面平滑好走。那时也顾不了许多，全身都是汗，走一段，跑一段，头也不敢回，怕一回头碰上狼就糟了。直到进了宿舍，已经是将近午夜12点了。 
    1977年1月23日，我终于踏上了回京上学的路。连里给我安排了一辆小型车，一直把我送到福利屯车站。办好行李托运手续后，我用十元钱请李森师傅等几个好友吃了一顿饭，向他们表示感谢。 
    后来，我自己乘车来到佳木斯兵团政治部组织处，办理了党员组织关系的转移手续，并在兵团招待所住了一宿。这一宿也是使我终身难忘的一宿。 
    晚上，刚熄灯，躺在床上不久，就觉得床上有动静。打开灯看了看，又打扫了一下床铺，洗得很干净的被褥，没发现什么问题，就躺下睡着了。睡到半夜，一阵刺痛把我痛醒。打开灯一看，右肩膀上被咬了一串大包，足有十几个。第二天一打听，才知道那是臭虫咬的。  
    就这样，我带着兵团司令部给我最后的“奖励”，踏上回北京上大学的列车，开始了我新的生命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