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双双把学上
翁德坤 方薇薇
1977年10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短短的一句消息——国家教委决定立即恢复停顿了11年的全国高校招生，就象静夜中的一声春雷，在祖国的城乡大地炸响。当时，在黑龙江虎林县乌苏里江畔国营854农场的我们4000多名下乡已达1O年的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等大城币的知青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大家奔走相告，传递喜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积极复习，准备迎考。
然而，对我们夫妇俩，却并没有多少激动。我俩分别是上海交大附中、复旦附中的66届高中毕业生。十二年前的1966年5月，我们早已完成高中三年的学习，正准备参加高考，突如其来的文革打乱了一切，我们的高考梦也卷得无影无踪。经过两年漫长的混乱和等待，1968年夏，我俩和同学们一起，上山下乡来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3团各生产连队。由于我俩都是高三毕业，又是重点中学的学生，吃苦、耐劳、肯干、能干，很快就被领导器重和群众推荐，一个调到团政治处，先后担任了宣传、新闻、理论干事；另一个先是在连队当文书兼出纳，后又调到农场中学当了高中教师。以后，我俩相识，相恋，结婚，成家，1 976年底又有了孩子。为了既照顾孩子，又赡养老人，我俩把在上海独自生活的老母亲也接来了北大荒，准备扎根边疆一辈子了。尽管我俩为恢复高考能让许多尚未成家的知青战友有了新的出路感到高兴，但是，自己却没有想到要参加高考。因为我俩有许多现实问题解决不了：一是，从1966年至今，我已经12年没有碰过高中书本了，荒废了12年的学业还能捡得起来吗?二是已经有了孩子，我俩上大学走了．留在北大荒的母亲和孩子谁照顾?三是，上大学要四年，这四年全家的生活费和我俩的学费、书杂费如何解决?（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国家有带薪学习的政策)。另外，还耽心，我们都都30出头了，还能学多少东西?等到大学毕业已经是35、6岁了，还能干什么呢?再说，农场领导有规定，已经提拔的连级以上干部和当了教师的知青一律不准参加高考。同时，农场机关的不少老同志也在一旁吹风：你俩已经都当了机关干部、教师，相当不错了；看看农场，好些早已大学毕业的人现在还不都在生产队当工人?你们如果读了大学，毕业再回来，重新分配工作说不定还没现在好昵!
然而．这时，上海家里的老人、兄妹、亲戚、朋友们纷纷来信了：岳父和妹妹们来信说，你俩都是上海重点中学的优秀毕业生，不上大学太可惜了；五十年代大学毕业、远在福建平潭工作的大哥来信说，上没上过大学是完全不同的，你们一定要报考大学，完成大学教育，对子孙后代都有好处；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在上海市级机关工作的大舅、舅妈来信说，眼光一定要看得远些，十年“文革”的破坏实在太严重了，国家的经济建设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全国的“四化”建设急需大批专门人才，你们老三届有扎实的文化基础，上了大学，能够为国家快出人才，多出人才，你们千万不要站在自己个人、家庭的立场考虑问题，一定要从国家的全局出发，一定要考上大学，完成时代对你们的要求。大舅、舅妈甚至还说，家庭经济有困难，亲戚朋友都会帮助你们，不要过多考虑；甚至，我们交大附中重新恢复了工作的石汉鼎老校长还亲笔来信，说是上海交大急需我们这批老三届学生；让我们转告在北大荒的其他交大附中的同学，一定要报考上海交大。上海的亲人们甚至把我们十多年前的高中教科书及当年考大学时的复习资料都翻找出来，迅速邮寄了过来。在亲人们的反复鼓励和不断鞭策下，我俩的思想渐渐清晰了：是啊，国家急需人才，要不也没有这么快速就决定恢复高考呀，我们不应辜负时代的期望！
起先，我俩想，夫妻两人中还是先一个人去读书，另一个在家照顾比较现实。谁去呢?我想，妻子的数学特别好，当年复旦附中的数学教师特别看好她，再说，现在又在教高中数、理、化，高中的基础知识扎实，高考完全有把握，说不定今后还能在数学研究上作出些成绩，应该让她去报考。妻子却认为，交大附中毕业的都不会差，一般男同志出去闯荡更有前途，坚持要让我去报考。这样，你推我让，两人相持不下，拖了好些日子，也没去报名。在北大荒的母亲却认为，我们俩人应该都去报考，她一再说，你们两人都去上大学，自己带孙子回上海住，再怎么困难，有亲戚朋友们帮助，克服它几年不就过去了吗!这时，农场领导又传达了中央的精神：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理由压制、限制知青报考大学。因此，直到高考报名截止期最后一天的下午，在母亲的一再坚持、催促下，我俩终于下定决心，霍出去了，都去报了名。
这时，离高考的日期仅剩不到10天时间了。在填报志愿书上，由于我从小爱好船模，高中时制作的船模曾在1965年全市中学生比赛上得过名次，因此，5个志愿一律都填了上海交大船舶制造系；妻子的5个志愿也都一律只填复旦大学数学系。
既然下了决心，就要抓紧复习。然而，我俩白天还要照常工作，一点也挤不出空，只能利用晚上时间复习。那几夜，我俩和其他几位报考知青一起，通宵达旦地拼命看书复习，也不知那几天是怎么过来的，经过几个晚上的突击，高中数、理、化教科书，还来不及翻看一遍，77年12月，我们就草草走进了考场。
没想到，经过地区初考，又经过全省统考，我俩的考试居然都特别顺利。丢了12年的高中数学题，我居然道道都顺利拿下，而且最后的一道附加题也做了出来，获得满分110分。不仅我俩的考试成绩，而且老三届知青的高考成绩都特别好。据我们农场宣传科前任报道组组长，后来调到牡丹江农垦管理局文教处，又恰好参加黑龙江全省高校招生工作的一位66届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老大学生刘焕俊告诉我们，854农场由于集中了当时上海交大、复旦、同济、华师大、外语学院5所大学的附中以及上海的复兴、七宝、建平中学等一批区级重点中学的老三届学生，高考的成绩特别好，牡丹江地区高考成绩的前二十多名几乎都被854农场的老三届知青包了下来。他还告诉说，方薇薇的作文获得了60分满分，语文成绩总分是98分，仅是由于汉语拼音的四声注释搞不准，被扣了2分，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四门高考的总成绩全省女考生排名第一。消息传来，大家不无一番高兴。心想，这下该上大学了，就等《录取通知书》邮寄来了。
然而，谁也没想到，元旦过后发榜时，除了报考师范院校的考生和少数几个象征性地需要落实政策的知青被录取外，其余考试成绩好的老三届学生居然一个也没有录取。这是怎么回事?大家都叫了起来。原来，上面有规定，说是只录取25岁以下的考生，25岁以上的考生(尽管我们这批30岁以上考生的成绩是25岁以下录取生的双倍以上)，考试成绩再好也不录取。还说，上海的大学没有被允许来黑龙江直接招生。这下，大家都愤愤不平了。当时，不知是那几位胆大的知青，居然直接写信给国家教委，反映说招生考试时明确宣布要择优录取，并没有说有年龄限制，为什么现在提出年龄限制了?也不知是哪些知青的父母，反正是有一批城里的家长也直接写信给当时主管国家教委的邓小平同志，建议：下乡知青的年龄虽然偏大，搞发明创造可能不一定行，但是教书育人还是胜任的；断档了十几年，现在各大、中学的师资都紧缺，可从年龄虽偏大，考试成绩好的考生中录取部分。
一番牢骚过去，虽然大家不抱什么大的希望了，但是，冥冥之中，知青考生们好像还有些预感，多少总不会没有光明吧。果不其然，1978年的春节刚过，黑龙江各大学以及一批大专师资培养班的征询意愿书就寄到了年龄偏大但考分高的考生手中。我俩同时都收到了大庆石油学院数学师资班的录取征询书。原来，当时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正在黑龙江召开，大庆石油学院把全省成绩较好的150名考生名单都要了去，准备招收数、理、化、中文、外语5个师资专科班，为大庆地区培养大、中专院校的师资。有上大学的机会我们当然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同时，854农场的其他100多名知青战友也被各大专院校的师资班录取了。
就这样，一番紧锣密鼓地打点行装，把新做的全套家具及锅碗瓢盆等全送给别的知青，我俩离开了北大荒。大哥从祖国南端的福建赶来北端的黑龙江边疆，来接母亲和我们一家三口。当我俩在哈尔滨火车站，送别母亲、大哥和儿子乘上南回上海的列车，转身登上北去萨尔图大庆石油学院报到的火车时，心中别有一股悲壮的感觉。
当我俩来到学校分在同一个班，坐在前后桌时，老师和同学们都惊奇了，怎么?你们是一对夫妻!据说，当时在黑龙江的许多知青中，夫妻同时考上大学的有不少，同在一个大学的不多，同在一个班的，可能就我们这一对了。不久，农场组织上把我儿子的户口按政策迁入了上海，我俩的工资也一分不少地按月寄来，后顾之忧解决了。
大学毕业后，我俩又按政策分配回了上海。起先都在崇明县工作，我俩虽然没有上交大、读复旦，没搞船舶制造、数学研究，但是却参加了崇明县第一所技校，第一所职工中专的创办。后来，我又担任过崇明县电视大学的副校长，崇明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期间，我还在职读了其他大学的自学考试，接连取得了复旦大学和中央党校的两张大专文凭。八十年代末，我被调到上海市农委，参加了上海第一份郊区报和全国第一份面向农村基层干部的大型综合性杂志《现代农村》的创办。妻子也调到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作。
回想27年前，我们夫妻同上大学的经历，真是感慨万千。小小的一场招生考试，居然牵动了全国的千万家庭、亿万人民。邓小平同志复出后所抓的恢复高考这一招，不仅迅速稳定了全国千百万下乡知青的混乱思想，为各项建设事业选拔、培养了数百万骨干，而且，极大地调动了全国人民重视科学、文化，重视知识、人才的积极性，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打响了胜利的第一炮。伟大政治家选准一点，突破全局的领导艺术，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满堂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