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兵团网 2007-8-29 22:17:02 作者： 贾宏图
有这样一个知青，他曾是“天下第一团”的战士，现在是“天下第一团”的团长。
只不过他当战士的那个团，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１８团，即上个世纪原苏联援建的友谊农场。就生产规模来说，现在也是全国最大的农场。
现在他当团长的这个团是中国广播说唱团。已故的相声大师侯宝林、郭启儒、刘宝瑞、马季，现在中国曲艺界领军人物姜昆、冯巩、李金斗及艺术名流陈佩斯、朱时茂、巩汉林、王馥荔、殷秀梅、滕矢初等都是这个团的人。因此这个团也被称为中国曲艺界的“天下第一团”。
先认识庄稼 后认识字
大概凡是在当年的兵团战士，都在《兵团战士报》上读过别闽生的小诗。说来有趣，别闽生能调到中央广播说唱团就是因为他写了些小诗。和兵团另一位知名的知青诗人郭小林不同，别闽生写诗没有家学渊源。他的父亲是位１９４０年参加革命的铁道兵营长，母亲是１９４６年参加革命的铁道兵军医。１９５２年，那时父母正在福建修鹰厦铁路，别闽生就出生在军营中，这正是他叫“闽生”的原由。
１９５８年别闽生又随父母转战到北大荒，开始了向荒原开战的伟大战斗。那时父亲在农场当场长。他先认识了地里的庄稼，后认识了字。他学会的第一首歌谣是：“北大荒真荒凉，又有狍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后来，他又随工作调转的父母在哈尔滨落户。他并不觉得这偌大的城市比荒原更可爱。
１９６８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正合别闽生的心愿，等不及本校动员，他就跟着外校的同学跑到了２９团，一个月后又被赶了回来，跟着本校的同学到了友谊农场（１８团）。
他原想到密山、虎林一带去找寻父亲创办的农场，可他们学校只能去友谊。他和同学们被分配到３８连，这里离团部４０里，离营部２０里，条件十分艰苦，１００多个男生都住进了拖拉机保养库。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连里总开会。回来后，一个个累得倒头便睡。别闽生点起小油灯，读书、写诗。早上起来，大家都看着他大笑，鼻子眼里都是黑的，用手一抹，满脸黑乎乎的，像个小鬼似的。他再看挨着他睡的人，也是满脸的油烟灰。他没钱买煤油，从机务排要的柴油，灯光挺亮，可油烟特别大，结果把大家都给污染了。
开始战友还有怨言，可看了小别发表在连队黑板报上的小诗，都说这小子没白点灯熬油。后来他的诗竟登上《兵团战士报》，全连轰动了，没想到这小子这么有才！
写诗有两个老师
别闽生写诗有两个老师，一个叫李树栋的中学语文教师，告诉他多读书；再就是太平桥下有个旧货摊，小别在那里发现了几本《诗刊》和《解放军文艺》，那上面的诗小别读了一遍又一遍，后来就成了他在连队写的那些小诗的摹本。
别闽生最早在《兵团战士报》上发表诗歌是１９６９年，具体哪一首他已记不得了。我手头保存一本兵团政治部编印的诗集《军垦曲》，那上面有我的两首诗，而收入诗歌最多的是别闽生、蒋巍、郭小林、么树森等。随着时代的变迁，那其中多数的诗，已不忍卒读了，可别闽生的诗现在还令人欣喜。
比如他那首《秋收》――
一钩弯月天上挂，／多像咱手中那把刀。
天上的星星眨笑眼，／哈，莫非丰收的喜讯它也知道。
啐一口唾沫擦擦掌，／挽一挽袖子弯下腰，
浑身的干劲儿，顺着刀把往外冒。
呵，星更密，月更高，
银镰上钩着丰收的笑。
虽然离天亮还早得很，
可是呵，咱心里都有一轮红日照。
因为发了几首小诗，小别受到连队领导的重用――经常被领导留下写批判稿。那时开批判会是连里的主要政治活动，经常变换批判对象，让领导很为难。有了小别，连队领导省心多了。但地里的活很忙，每次只给当农工的小别半天时间写稿。其实写批判稿对他来说已轻车熟路，更多的时间，他用来写诗。
他写的都是反映知青劳动生活的诗，那诗很轻快明丽，但实际劳动却是很艰辛的。小别是把干活的好手，农田的活都会干，场院上更是技艺超群。他三撮子小麦装满一麻袋，每袋１６０斤，一气可装２０袋，用称一量，十多袋一两不多不少，只有几袋少一两。能干，也能吃，他的最高记录是，二两一个的馒头，一顿吃七个半。
白天的拼命大干并不影响他写诗的积极性，大概是1968年的一个冬夜，他为迎接党的九次代表大会，连夜写了一首长诗。第二天漫天大雪，连队通讯员未能出勤，他请了假，趟着没膝深的大雪走了２０多里路到了营部，自己把诗稿投进邮箱。再冒雪走回连队时，天都快黑了。可惜，这首诗并没有被报刊采用。
１９７４年已经当上农工班长的别闽生被调到了１８团文化站，当上专职创作员，主要任务是给团文艺宣传队编节目。他当时的知青同事，有后来成了著名作曲家的李黎夫（写过电视剧《雪城》的主题歌《心中的太阳》），和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副院长的傅程教授。那时的小别特别努力，每天都起早贪黑地写。据当年宣传队的同志回忆，他写的一首歌颂浙江女知青陈月玖生前为北大荒建设忘我奋斗，死后把自己的骨灰埋在雁窝岛事迹的长诗，每次演出都是朗诵者和观众一起流泪。
凭那些小诗 闽生“一步登天”
１９７６年别闽生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一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一年在佳木斯兵团举行的一次曲艺调演中，姜昆被马季发现，破格调到了中央广播说唱团当了演员。已经十多年没进新人的说唱团立刻有了活力，后来团里提出再从人才济济的北大荒调几个创作人员。当时团里的创作室主任赵连甲又赴佳木斯，为感谢黑龙江建设兵团对中央广播说唱团的支持，同行的还有侯宝林、郭全宝先生参加的演出小组。当侯大师和郭先生站在拖拉机上为人山人海的１８团的职工演出时，别闽生也挤在人群中击掌叫好。演出后，赵连甲找到了兵团宣传处，向他们要能写曲艺唱词的知青，处里的文化干事说，没有专门写曲艺唱词的。老赵说，写诗的也行。这位干事想到了１８团的别闽生，他写的小诗很有生活，很有情趣。这样老赵就带着小别的那本贴着在报刊上发表的８０多首小诗的剪报本（还有其他几个知青的诗作），回北京了。
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１０日，别闽生揣着中央广播事业局的调令去北京报到。那两位铁道兵老夫妇到哈尔滨火车站为儿子送行，他们不相信就凭那些个小诗，闽生就能“一步登天”。
别闽生真的进京了，坐在公共汽车上，望着雄伟的天安门，他竟流下了眼泪。走进广电总局的大门，在向武警战士递上报到的介绍信时，他的手心都是汗水。再走进广播说唱团那栋旧楼，他看到了侯宝林、郭全宝、马季、唐杰忠、李文华、郝爱民等等艺术家，见到这些仰慕许久的偶像，他激动得心跳都加快了。
别闽生说，当时的情景，就是刘姥姥初进大观园。
姜昆握着他的手说：“这回，我们又成战友了！”这才让他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
马增慧都唱他编的本子
在冷清的创作室安下一张桌子，２４岁的别闽生没日没夜地伏案工作。他先通读所有能读到的曲艺唱词作品，边读边记，以后又照猫画虎地写起来。
当时说唱团的曲艺形式有单弦、京韵大鼓、河南坠子、山东琴书、西河大鼓。因为姜昆爱人李静民调入，又增加了二人转（她曾是１６团宣传队的骨干）。别闽生样样都学，样样都写，而且写得有模有样，既继承了传统，又有了自己的特色，连马增慧都唱他编的本子。
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正是中国的又一次文艺复兴，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曲艺形式都得到发扬，别闽生也大展才华。后来又一位兵团诗人么树森也调进了创作室，他们成了新一代曲艺作家的代表，他们创作的节目在电台电视台经常演出。
别闽生看到诗坛的活跃，也情不自禁地写了一组诗《风雪篇》，寄给了《北京文艺》。怕团里人说自己不务正业，他用了笔名，联系人：北京商机厂权红，那是他爱人的名字。编辑很欣赏这组诗，但怀疑北京的工人怎么会熟悉东北农村的生活，便通知作者面谈。别闽生只好露面了。这组诗后来发表了，别闽生得了７０多元钱稿费，这是他写诗十多年，第一次得稿费。然而为了更集中精力创作曲艺作品，他还是放弃了诗歌创作。
姜昆让他当团里的秘书
别闽生的勤奋还是没能挽救中国曲艺的不景气。演出市场的不断变化，让曲艺各曲种的演出空间越来越少。他们团到外地演出，人家只要相声、小品和通俗歌，曲艺唱的节目白演，也不想要。
这时，已经当了说唱团团长的姜昆对无事可做的别闽生说：“你来当团里的秘书吧！”就这样，别闽生走马上任了。在连队给指导员写批判稿的经验，让他得心应手地承担了团里所有的官样文字。
麻烦的事是处理团里的行政事务，最难的事是为每场演出“打地”。他曾半夜起来到火车站排队，为到外地演出的同志们买火车票。每次到外地演出，他先去为大家安排食宿和演出场地，他要和各种演出商和“穴头”打交道。为了保护团里和演员的利益，他和这些人软硬兼施，明争暗斗。他学会了对付各种演出骗子，连蒙带唬的、威逼利诱的、下跪求情的，他都一一把他们摆平，而不让团里受损。为了扩大演出市场，他跑遍除西藏外的各大省市。
刚刚进入演出市场，大家的收入都不高。也许大家很难相信，姜昆每场３０元，相声演员２０元，曲艺演员１５元，演奏员１０元，秘书１２元。可大家都很愉快，因为观众还需要他们。
一听让他当团长 脑袋都大了
在实践中，别闽生被大家认为是团里最肯干最朴实的人，他很快当上了说唱团的副团长。２００２年初，他又被任命为说唱团的团长，当领导找他谈话时，他“脑袋都大了”。谁能知道，“宁带千军万马，不带十样杂耍”，艺术院团长是最难干的活儿。在“大腕”如云的说唱团当一把手，就更难了。
“和以前的团长马季、姜昆比，我算什么呀！”别闽生心里一个劲儿嘀咕。他又“生不逢时”，当团长不久北京就闹“非典”，总团年初给下达１００万的演出利润收入指标，眼看就要泡汤了。“非典”禁令还没解除，别闽生就带着大家到外地演出。已经调到中国曲艺家协会当分党组书记的姜昆亲自出马，冯巩、巩汉林、李金斗和团里其他主要演员也争着参加。第一站是十分偏远的甘肃平凉，然后又跑了许多没有演员愿意去的地方。年底一算，全团演出收入近300万元,利润超过100万元。
别闽生和说唱团受到总团的表扬，领导班子还得到６万元的奖金，他把这奖金发给全团每人１０００元，他和大家一样一分都没多拿。他知道，没有大伙儿的捧场，什么事也干不成。这之后，别闽生又被任命为中国广播艺术总团副团长兼说唱团团长。谁也没想到，老实厚道的别闽生在群英汇萃的广播电视艺术界能当这么大的官。
没有直接回答 却讲了一个知青故事
在广电总局大院的那栋说唱团的老楼里，我找到了别团长那间窄小的办公室，我找到了当年的知青诗人。还好，这里正是他当年来报到时的宿舍，他待在这里舒服。我面前的诗人，除了目光还很年轻，其形象也是名副其实的老干部了。大楼很清静，排练厅里没人，艺术总监冯巩的办公室也没人，我没有看到一个几乎天天在电视里露脸的“大腕”。别团长很忙，不断地接电话，都是关于演出的事。不一会儿，创作室主任么树森推门进来，拿着刚写的两段关于奥运会的节目，请他审定。么诗人也老了，还是那样勤奋。
我和别闽生谈起他这么多年在京城的工作和生活，还未能免俗地问起他的收入和家境，听罢回答我很感慨地问：“你起早贪黑地为团里的这些名角儿服务，他们一场演出的收入是你一年收入的几倍，他们有名车豪宅，他们的吃住行和你比有天壤之别，你心里能平衡吗？”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却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好像是１９７1年冬天的事，那时我当班长，领着一帮知青战友去拉沙子，走到半道拖拉机坏了，我们都下来帮着修理。这时３７连一台拉煤的带拖斗拖拉机路过，我们班的一个叫赵良善的北京知青对我说，太冷了，我跟着他们的车先走，在营部等你们。没想到，满车的煤，没有他坐的地方，他只好坐在车帮上，车一开动，他被甩下来，后面的拖斗轮子从他身上碾过，还没等把他送到医院就死了。那一年，他只有１７岁……”
他停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老贾你说，和死去的赵良善比，和那些已经下岗、现在生活还困难的老知青比，我不是很幸运吗？再说，我们团那些挣得多的演员，都是中国少有的艺术家，而像我这样的人多的是。而我的意义就是能为他们服务，让他们潜心艺术创作，更好地满足老百姓的文化需求。”
也许别闽生的思想境界代表了那一代许多老知青的思想，他们是在艰苦卓绝中熬炼出来的理想主义者，乐于奉献是他们的基本品质。对他们来说，精神上的满足，比物质上的索取更重要。在现在以等价交换为基本原则的商业社会，他们的思想像钻石一样稀有和宝贵了。
采访快结束时,别闽生让我替他转达对当年在黑龙江兵团一起工作过的知情最诚挚的问候。那一段的人生经历,是我们永远值得珍藏的回忆。他一直把我送出广电总局的大院，我劝他继续写诗。他说已没有诗情了。我说，你可以为曲艺大师写传。他说，再等几年退休后再说吧！
